由新世纪韩国电影的崛起看韩国电影的内核

我编我评2019-01-08 16:47:38

写在前面: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无论口碑还是商业价值都在不断进步,如今已成为亚洲顶尖,并且仍然在刷新人们的期待。本文将从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的崛起入手,究其历史沿革及原因来探讨韩国电影的内核,并对比思考中国电影的现状。韩国电影总是能够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关注,这或许是其电影业繁荣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回顾:

韩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的振兴状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这之中最著名的、绝对可以称之为韩国电影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的事件就是著名的“光头运动”。“光头运动”作为电影史概念,使用范围还仅见于中文文献,一般用来指1998年以来以韩国电影产业界人士为主体,为了抗议韩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放外国电影配额,以维护国产电影配额制度为内容,发起的针对美国好莱坞和韩国政府的抗议、示威、宣传活动,因部分参与者剃光头而得名。

如果不涉及配额制度以及围绕着配额制度展开的光头活动,就不能充分认识世纪之交的韩国电影振兴。这是因为,民族电影应该包括生产、发行、消费影片的全过程。它是一系列的联系和交易,产生于与电影的关系当中,产生于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法律政策所划分出的一片领域之中。因此,笔者以光头运动为分界线,将韩国电影史分为两段来进行简短的回顾。由于光头运动发生在世界之末,对新世纪韩国电影崛起的原因总结也更方便。

1、光头运动前:

1919年,一部名为《义理的仇斗》的电影的上映标志着韩国无声电影时期(1919-1935)的开始。以这部未脱舞台剧特征的电影为起点,韩国电影走上了一条反映韩民族遭受苦难遭受压迫的心理世界之路,韩国电影的这种特征直到80年后的新世纪前夕(与光头运动不无关系),随着新的民族心理的形成才逐渐褪尽。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的电影就是1926年上映的罗云奎导演的民族电影《阿里郎》,因为它终结了韩国电影停留在模仿西方和日本电影的状态。该片表现了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人民对于独立、自由的渴望,创下了当时电影制作费的记录,标志着韩国电影“罗云奎时代”的到来,罗云奎的电影中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韩国电影传统的根。此时期也出现了诸如反映底层人物日常生活的《东方破晓》等反响不俗的现实主义作品。

1935年,由李明雨、李弼雨兄弟摄制的有声电影版《春香传》的在首尔团成社剧场的公映标志着韩国有声电影时期(1935-1945)的开始(这部影片也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影片)。值得一提的是,两兄弟被誉为韩国电影技术的开拓者,因为早在1924年拍摄《蔷花红莲传》时,两兄弟和团成社老板合作第一次脱离日本人完成了电影的摄制,使韩国人在电影摄制技术方面获得了独立运作能力。随着无声电影时代到有声电影时代的转化,韩国电影界也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具备声音表达优势、话剧出身的新演员们成为了主力,导演界也出现了一些留学派学成归国的新锐。

韩国有声电影前半期仍然保持着《阿里郎》以来的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后半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进程,含有原有内核的韩国电影陷入困境,此时的电影显示出了大多以宣扬重塑韩民族之根为重点的启蒙主义的特征,电影的主角也从精神孤独、结果悲惨的爱国人士变成了希望通过自身力量改变苦难现实的先觉者。1940年《朝鲜电影令》的实行标志着韩国电影进入了第一个黑暗期,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使得韩国电影进入了危机时期。

1945年,韩国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同时,韩国电影也开启了光复电影时期(1945-1955),开启了秩序重建之路。在政治、经济等外部社会力量的作用下,宣传抗日光复、民族受难和针对“三八线”另一侧社会主义朝鲜的反攻题材成为当时占领韩国电影主流的两大题材。战后政府对电影实行了减免税等优惠政策,韩国电影节迅速得以恢复重建,为韩国电影进入中兴起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5年初上映的韩国电影史上第三次重拍的《春香传》不仅创造了上座记录、捧红了两位主演,它的成功还预示着韩国电影中兴期(1955-1969)的到来。并且,《春香传》的成功还引起了当时韩国历史剧拍摄的热潮,其中的代表作《出嫁日》还获得了第四届亚洲电影节喜剧奖,成为了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韩国电影。除此之外,反映朝鲜战争的反共影片和表现战争在人们精神世界留下的创伤的电影也纷纷登场,这类电影虽然因为政治元素和大环境的影响在艺术上有一定限制,但由于其侧重点在于反映战争在人们心灵遗留的创伤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因而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韩国战后社会还兴起了自由主义浪潮,人们对于战争以及传统儒家思想表现出厌恶心理,希望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代表电影为《自由夫人》等。

从五十年代后半开始,韩国电影和观众数量也大幅度攀升,进入1960年后,电影已成为都市人主要的娱乐方式。尽管此时存在着对电影业发展不利的因素,比如1962年颁布的限制电影活力的《电影法》使得具备现实主义批判色彩的文体电影逐渐向表现更为含蓄、隐晦的文艺电影转化,电视也开始普及,但是《电影法》还是给予了电影制作一定的空间,电视的普及率也远远没有达到会威胁到电影业的程度,所以韩国电影形成了一个全盛期的局面。

然而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电视因韩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迅速普及,大众休闲娱乐业和大众消费文化迅猛发展,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控制也愈发严格,1973年颁布的《电影法》第四次修正案使得韩国电影业基本全面被政府控制,政府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电影人的创造力,电影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做的自身变革也极其不足。由此,1970年代韩国电影进入了衰退时期(1970-1979)

1974年上映、引发了超过46万人次观看狂潮的电影《星星的故乡》为低迷的韩国电影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部以普通人为主人公、题材是满足消费时代受众猎奇心理的美丽女孩堕落史的影片的成功,为当时的韩国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迎合消费时代受众喜好的女性题材的选取、由小说改变而成的电影。

70年代末80年代初,韩国民众压抑许久的推翻独裁政权的民主化渴求全面爆发,这直接导致独裁政府倒台。之后执政的第五共和国虽然仍是军人政权,但在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之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作出妥协让步。由此,韩国优秀电影的标准转变为“具备艺术性并能给予观众感触的电影”,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韩国电影的转换时期(1980-1989)

虽然1984年末《电影法》的修订标志着官方意识形态禁锢的逐渐解除,但同时期外国电影的输入和政权更迭造成的大环境不稳定使得这次电影业复兴一直曲折前行。这一时期的韩国电影不仅题材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大众消费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电影题材变得多元,一些情色电影和国外引进的武侠电影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在深化,新锐导演的出现又带来了同样具备现实主义色彩但是又与前辈导演不同的电影。这些都为韩国电影在九十年代后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八十年代后期韩国音像市场的扩大和电影行业利润的增加,吸引了很多韩国大企业进军电影业,这使得韩国电影在制作费用上的负担大幅减轻,电影运行机制也进一步成熟,韩国电影进入积累期(1990-1999)。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之后,政府开始大力扶持电影行业,不仅给予了政策优惠,还促成了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电影节的釜山电影节的开办。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在泰国爆发并席卷了整个亚洲,韩国经济受到重创。这看似会对韩国电影造成不利影响,却是积累期韩国电影的一个机遇。

金融危机期间韩民族经历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洗礼,是韩民族在经历“汉江奇迹”吼形成的自信直至字符的民族心理又一次进行整合的机会。经过这一次整合之后,韩民族从民族内核开始整体走向成熟,韩国电影作为一种韩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随着韩民族逐渐成熟的新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必定也会发生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政府还于1998年彻底取消了从日本殖民时期就限制韩国电影发展的电影审查制度,为日后韩国电影的腾飞创造了非常好的大环境。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便是1999年创造了韩国商业片神话的《生死谍变》,本土票房360亿韩元、约3000万美元,海外版税收入达到500万美元。与其说这是好莱坞式间谍大片叙事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以后的成果。这个电影是关于韩国与朝鲜间谍战的故事,不仅吸引了韩国人,更能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好奇心。正如导演姜帝奎自己在采访中所说:“在《生死谍变》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好莱坞式的趣味、场面、情节,而且能够看到人性、情感,观众们从电影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民族曾经的伤痛。”

2、光头运动后:

    光头运动和本土保护制度的正式确立给韩国电影界和电影人们打了一剂强心针。由此韩国电影遍地开花各个题材都佳作不断。从纯爱和文艺电影电影开始说起,从2001年的成就了如今婚后依然大火的全智贤的《我的野蛮女友》到2012年走出了国民初恋裴秀智八月照相馆的《建筑学概论》,还有其他诸如《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八月照相馆》、《假如爱有天意》等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韩国的纯爱电影口碑一直很好。

       新世纪以来韩国的北韩题材电影大量涌现,南北韩高度僵持,战争危险的一触即发,促使反战类型的影片获得成功,这其中的代表作有99年的《生死谍变》、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2003年的《实尾岛》和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等。其中必须要提到和推荐的是1999年轰动韩国创下观影记录的《生死谍变》,这也是很多韩国以外的观众认识韩国电影的起点。

当然韩国电影人在探讨自己民族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弱势人群。在与之前日本统治、政府独裁的社会大环境不同的新世纪的韩国,韩国偏爱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体现在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反思、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这一类型题材的质量上乘的电影在新世纪的大量出现。一批诸如《熔炉》、《绿洲》、《马拉松》等影片的成功,是韩国电影人关于社会的反思,这更是

制度成熟后一个国家的电影业较为民主的状态。因为具有本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特征,所以这一类电影的崛起也为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占得一席之地。类型逐渐多元化的韩国电影市场在犯罪题材上更是风生水起,《朋友》、《杀人回忆》、《老男孩》都是风格清晰,黑暗气质浓郁。

在灾难片方面,虽然好莱坞是传统强手,制作水平一时无两,但是从《汉江怪物》到2016年韩国本土观影人数过千万(韩国电影历史上这样的电影也就十几部)、火到国外的《釜山行》,韩国电影逐渐摸索出了与好莱坞不同、特点鲜明的灾难片。金基德、朴赞郁等代表导演名声大噪,佳作频出的韩国电影在新世纪以来也屡受国际大奖的青睐。

由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光头运动作为韩国电影史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促使韩国电影的本土保护机制正式诞生,每年本土播放146天本土电影。由此,使得韩国电影的发展呈现一种井喷状,使得韩国电影市场迅速走向成熟,但是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韩国电影的崛起并非完全因为电影审核制度的解禁,也不只是因为本土保护机制的产生,之前提到的9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对电影的支持从侧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韩国就读影视方面的学子有非常多的机会参加各种艺术投资的电影拍摄,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和社会实践,政府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注重文化产业的投资,电影节遍地开花。大企业的财务支持,国家层面的重视,对国产电影的优惠,政策上扶持新人导演,增加出国交流的机会,引入国外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这一系列的发展为韩国电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但是制度上的日趋完善给韩国电影的创作更为自由更为多元的土壤和思想元素。大批具有批判性质、艺术水平高的的现实主义电影(这也是从韩国电影真正意义上的“诞生”以来韩国人一直喜爱也一直重点拍摄的题材)相继出现,由于韩国电影对本土的包容和题材方面的解禁,韩国电影的题材不局限于商业和娱乐,大量具有自揭伤疤题材的电影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应运而生。韩国电影人不断探索类型片和本土文化的结合。独特的文化构成,特殊的政治环境,改革中的矛盾和牺牲,正式这些特殊的元素,为韩国电影制造了特殊的表达方式。也使得韩国电影人另辟蹊径,韩国电影不但在国际化的类型片上获得成功,在艺术上丝毫没有减弱。

我的思考

制度和大环境对电影业发展的影响私以为前面在回顾历史和前面的段落的时候我强调的已经足够。如果一个国家不够民主不给电影业足够的自由,电影业很难真正强大,因为我认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品牌电影才是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电影水平的部分(从余华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本来交给姜文拍摄电影版,最终却由韩国翻牌就能看出,在中国现在基本看不见这类严肃题材的大环境下,中国电影的内核与旗帜一时间还很难树立)。

拍摄制作技术只要你想提高,无论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还是投入资金资源自主研发都可以做到。所以这篇论文的最后我不想再赘述这些通过人为努力一定可以改善的客观因素,我想说说最有变数的未知因素——人,具体点就是电影演员。

可能是因为小学就开始关注韩国的音乐电影电视剧,所以我对韩国明星的环境有一定的了解。很多人都知道忠武路是韩国的一处街道,因为导演辈出、有众多拍摄场被看作韩国电影的象征。出身忠武路的演员就是主要拍电影的演员。在韩国,真正的“忠武路演员”(比如宋康昊、河正宇这种已经公认的演技派,还有新生代的刘亚仁、沈恩京)除了电影以外基本是没有曝光度的,正如宋康昊在宣传电影时接受采访说的一句话“我就是拍电影的,没有作品的时候让大家看见我干嘛?”。

举个例子,我个人因为《思悼》和之前的一些电视剧很喜欢新生代的刘亚仁,他以花美男的定位从电视剧出道,但他和其他“小鲜肉”不同,不求曝光、不做“圈饭”的事,为了找不同题材的好剧本磨练演技他净拍一些小制作的片子。除了电影和偶尔一部电视剧,他只有和艺术相关的事业(因为他大学学的是美术),除此以外他尽可能减少一切大众把目光投向他的电影以外的东西的机会。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演员应有的态度。

反观中国,最有名、片酬最高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为了出位多少人借机炒作、通过时尚、综艺而不是好作品走红?虽然哪个国家都有好演员也有“明星”,但是忠武路代表演员的演技、专业性和他们在韩国收获的地位财富(韩国的演艺明星地位排行: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歌手、idol、综艺人)让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演员界应有的样子。

 


 

【参考文献】:

1《韩国电影发展简史》(宋世锋)

2《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及政策的演变》(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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