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必看电影好男人=坏男人 中国现实主义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航考研2018-12-03 16:43:36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和编剧,白杨、陶金、上官云珠、舒绣文、吴茵主演的一部剧情片。该片代表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最高水准的巅峰之作,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影片改编自传统故事《铡美案》,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叫《八年离乱》下部名叫《黎明前后》,全篇讲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巨变之时的遭遇的故事。


电影故事梗概


《八年离乱》(上集):

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在夜校读书时结识了教师张忠良,感情日增,结为夫妇。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张忠良参加救护队,随军转移。素芬和婆母、孩子回到家乡。张忠良在南京险遭敌人枪杀,宜昌失守时又被敌人俘虏,备尝艰辛。而在沦陷了的家乡,张忠良之弟张忠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老父被敌人吊死,素芬不得已又同婆母、孩子逃回上海。素芬进难民收容所服务,她和张忠良的通讯早已断绝。张忠良逃出日军魔掌,辗转抵达重庆,流落街头,不得已求助于战前认识的温经理的小姨王丽珍,她为张忠良在她干爸庞浩公开设的公司谋得一职。最初,张忠良对公司的腐败习气极为反感,但在王丽珍的引诱及奢侈生活的侵蚀下,逐渐随波逐流,终至与王丽珍同居。素芬则日夜思念丈夫,伴着患病的婆母,忍受煎熬。


《天亮前后》(下集):

张忠良与王丽珍结婚,当上了庞浩公的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投机老手。素芬服务的难民收容所因被日军强占而结束。素芬与婆母为生活所迫,随着贫民群众,在严冬去封锁区贩米,被日军发现驱入水塘监禁,历尽千辛万苦。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住在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上官云珠饰)家里。何文艳的丈夫温经理因附递被捕,张忠良又和何勾搭成奸。素芬久待丈夫不归,生活无靠,不得已去何家当女佣。一日,何文艳举行家宴,张忠良和刚到上海的王丽珍翩然起舞。当素芬认出跳舞的男人竟是日夜思念的丈夫,失手打落杯盘,四座哗然。素芬苦痛万端,从混乱中逃出,回家接读已在根据地工作的小叔张忠民来信,泣不成声,将实情禀告婆母。婆母愤极,携素芬母子来找张忠良。老母声泪俱下,力劝张忠良。但在王丽珍淫威之下,张忠良竟唯唯诺诺,不敢认素芬母子。素芬受尽欺辱,终于在绝望中投江自杀。


影评评论


     在这个“好男人”接二连三堕落的当下,影片里变节的张忠良就是一记警钟,让内心蠢蠢欲动的男人们看到,走上歧路有多危险,也让女人提前预习一下,好男人都是怎么变质的。
     凡事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合力作用下造成的。从内因上看,张忠良的转变过程是经历了几分挣扎的。他起初看不惯同事们迟到、上班不务正业,毫无革命的气氛,然而王丽珍的“好言相劝”,使他又把傲骨压了下去。其实,张忠良不得不对王丽珍妥协,他寄人篱下,靠王丽珍的人脉生存,得罪了她和她的干爹庞浩公,张忠良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从主观上来说,他这是迫不得已与其为伍。但整体来看,外因的作用对他的作用更大。逐渐地,张忠良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那就是奢靡的生活方式对他的侵袭,而最终的结果证实他完全被征服。前线的战争没能打倒他,结果后方安逸稳定的生活却将他腐蚀。这正验证了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变质的好男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个默默忍让的女人。张忠良的妻子素芬,就集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勤劳、坚强、隐忍,同时也对爱情抱有最纯洁的憧憬。她和张忠良的爱情始于爱国,本着共同的抗日理想,他们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张忠良的那句“但愿我们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她才能忍受了接下来十几年的痛苦磨难,含辛茹苦照顾着婆婆和儿子,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张忠良放弃了革命,更抛妻弃子,注定要被人所指摘。全片最高潮的一幕出现在了舞会上,素芬是仆人,张忠良是主人,而且还搂着现任太太王丽珍。当真相彻底曝光的时候,张忠良的反应是:撒谎。他解释: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死了。而素芬的反应是:我走。在面对出轨的丈夫时,她没有责骂,反而表现出了软弱。对于了解情况的我们来说,真可谓怒其不争。素芬是不敢争,她清楚自己的地位,她只是一个仆人,胳膊怎么能拧得过大腿?何况她已经被这个事实打击地不堪重负。最终跳河自杀成了她无声的反抗,也是她能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但这个代价太惨重,一老一小留在这吃人的社会里,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残酷呢?
     其实残酷的事就摆在面前,王丽珍在车里拼命鸣笛,张忠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而他的面前就跪着生不如死的老母亲。他能表现出犹豫,就足以令人寒心的了。
     素芬在临死前曾交代给儿子,“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要学你的叔叔”。这个叔叔就是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他在片中戏份不多,但作为张忠良的一个对比,也算是导演注入的一股正能量。张忠民参加了敌后游击队,跟嫂子结了婚,在根据地工作。张忠民对革命热忱,对爱情专一,谁说好男人就一定要变坏呢?
    虽然是部悲剧,但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热情从不让人失望。1947年,影片在上海连映了三个多余,平均每7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看过此片。在香港上映时,每当公交车到达平安电影院门口,售票员根本不用报站名,喊上一句“一江春水向东流啊!”立刻就会人去车空。这样的盛况恐怕连《阿凡达》都得望其项背。
     尽管影片是极其成功的,但它的拍摄却是相当艰难。当时正值抗战胜利,解放战争依然持续,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物质短缺、物价飞涨,剧组的资金也是十分紧张。像富翁家里的盛宴,桌上摆放的全是死鱼死螃蟹,散发着难闻的腐臭味;雨景所用的雨,全是从附近的臭水沟里抽来的,可想而知那样的水淋在白杨身上得是什么感觉。当时拍摄所用的摄像机其实只有一部,为了尽可能减少胶片浪费,导演郑君里发明了一种“沙盘排阵”的方法来安排演员走位,经过演员与摄像机的反复排练,最终才进行真正拍摄。从成片来看,这样的尝试效果还是很好的。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终于拍摄完成。它的诞生,才真正给中国式的“史诗电影”下了定义。现在很多电影动不动就用“史诗”来为自己黄袍加身,然而单薄的爱情、浮夸的剧本和脱离历史的故事背景,根本撑不起史诗的厚度。其实68年前,《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把大时代的乱世和小人物的遭遇结合地天衣无缝,令闻者无不动容心伤,史诗片撼动心魄的力量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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