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的美丽与张维迎的自由:傅海棠的精神财富论

亿股暖风2019-01-15 08:01:15

一、问题的缘起


事件一:2017年4月20日,美丽的叶檀女士在微博上发了几张图片,留下一行字,说济南拆除老火车站、建造新火车站,真是“白痴土鳖的审美观”。

事件二:2017年7月,北大教授张维迎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做了一次发言,他说,按照英国一位学者的统计,过去250万年改变世界的1001项重大发明,中国只占3%。而且全都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因此,他直言中国最近500年对世界进步的贡献是零。他归结的理由是:心灵不自由的话,行动就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的话,思想不可能自由,而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所以,中国人要追求自由,云云。


表面看起来,叶檀所谓的审美与张维迎所谓的自由,似乎没什么联系。但他们作为知名学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个说中国人当前的审美观不如百年前的德国人,一个说中国人不自由对世界的贡献为零。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就是跪着的人、囚笼中的奴仆,非但没有自由,也没有什么精神财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人类社会的财富,是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些年,海外一些所谓学者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的经济,结果遍地开花的高楼大厦、到处蔓延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物质财富让他们越来越心虚乃至于哑口无言。于是,近些年就有人调转枪口,开始瞄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攻击中国人没有审美观、没有文化、没有信仰。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是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谷,精神财富是极端匮乏的。


果真如此吗?


二、关于精神财富


《傅海棠的财富论》一文中,我们谈到了精神财富的定义:能促进物质财富生产的有益的无形资产,是精神财富,包括文化制度、知识专利、文学影视作品等等。媒体传播、体育娱乐等虽然不能直接促进财富生产,但它们起到了愉悦劳动者身心的作用,间接有利于未来的财富生产。


显然,精神财富的前提是能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不是损害这个生产过程。既然如此,精神财富可以按照它与物质财富生产的紧密程度分类如下:


第一类:能直接促进物质财富生产的专利技术、文献资料、技术经验等。


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出价值的莫过于专利技术的数量。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2016年,该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33.9万件,同比增长21.5%,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2017年上半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共56.5万件,同比增长6.1%。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2.7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9件。


再早一点,今年3月1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了44.7%。目前,从国家排名来看,美国连续39年位列榜首,共提交了近5.66万件申请;其次是日本,约4.5万件;中国排第三位,共4.3万件。德国和韩国列第四和第五位。按照该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自2002年以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的增速更是达到44.7%。


目前,中国的专利数量还不是世界第一(美国是老大)。但各种趋势都表明,中国的科技水平正处于大爆发时期,而欧美日等国的增长趋势已经越来越缓,中国赶超并成为世界第一,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比如,华为公司就已经连续三年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排名世界企业第一名。


当然,张维迎等或许会提出质疑:中国的专利数量虽然庞大,为什么在英国人的表格里却没有中国的位置呢?荒谬!专利技术和发明是否有价值,为什么要以德国人的标准为参照系?最有价值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惠及最多人的吗?中国人的无数专利,哪怕只是惠及中国人自己,那也是十三亿人受益,凭什么就不能纳入世界排行榜呢?


第二类:组织物质财富生产的管理文化、组织文化等。


前段时间,网络传出一则视频,江西南昌拆除一座立交桥,200台挖掘机齐上阵,一夜之间迅速完工。看看下面这张夜景图吧,显示的就是这些挖掘机现场施工的场景。

200台机器同时作业,难度并不大。但要在深夜进入城市、到达指定地点、并在统一组织下施工,拆除之后转运废物、拆除完成后的顺利撤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组织这项工程,考验的是组织管理能力。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的组织管理能力已经大大进步,具有了世界水准。

不止如此,坐过高铁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城市还是城郊,不管是特大城市还是小市镇,高铁站的检票时间往往只提前到发车时间的10分钟左右。对乘客而言,提前十分钟似乎无所谓,但它背后蕴含的是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上无数飞奔列车的统一调度、指挥,且时间误差以秒计。甚至于在涉及到具体的人的检票上车再发车的过程,也可以精确到分秒之间,这才是管理实力的一种体现。

事实上,中国企业成长的步伐远超想象。今年6月,马云曾豪气干云地指出,再过20年,阿里巴巴将为1000万家企业服务、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服务于全球20亿人,从而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就在7月19日,中国首富王健林表示,万达商业全部平台直接就业近200万人,间接就业超1000万人,纳税400亿元。类似于万达这样的商业巨子的产生,证明了中国在组织管理领域的厚积薄发,也是中国精神财富的外在表现。

能管理好企业,当然也就能管理好国家。最近70年,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不断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模式还是经济模式,都堪称世界奇迹。这是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第三类:间接有利于物质财富生产的休闲娱乐类财富等。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文艺片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它就是《冈仁波齐》,最新票房已经过亿元。影片中,主人公步行2000公里去拉萨朝圣的情节让人震撼,更加震撼的是很多人感受到的藏区人们心灵的纯净、信仰的真诚,

只是,看着电影,很多人会忽视朝圣者一步一叩首时那厚实平坦的大路。大路的每一厘米,都是援藏官兵用血汗铺就的。没有那条人力铺成的公路,就不可能有朝圣者梦想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说,是物质财富支撑了精神信仰。

所以,物质财富是精神财富的基础。没有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就谈不上精神财富的日益壮大。反过来,精神财富必须是有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的。

比如,体育是有利于人们强身壮体、音乐等艺术形式能够愉悦劳动者身心、影视娱乐传媒节目也有类似功能。此外,还包括文学、舞蹈、绘画、戏剧等,它们传递美的形式和内容,为劳动者休闲服务的,能够为继续劳动奠定基础,所以,这些都属于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

如何判断精神财富是否充裕?首要的还是看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和水平。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经济崛起的大国,不可能没有精神财富的支撑。相反,在物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势必产生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所以,仅仅对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可以知道中国并非处于精神财富的荒漠。

只不过,评判中国精神财富的,不应该是用叶檀和张维迎的思维模式。


三、谁的美?

评价中国的发明创造对世界的贡献,是否就应该以德国一位科学家的统计为准呢?这是我们对张维迎的质疑。

评价济南新老火车站哪一个更美、哪一个更白痴,是否就应该以西方美学的理论或者西方人的眼光为标准呢?这是我们对叶檀的质疑。

而这两个质疑,归根结底就是精神财富的鉴别和判定,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首先,审美本身就是有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不同的阶层,对于美的认识存在鸿沟般的差异。有个笑话说,一位乞丐曾经发愿:如果自己将来做了皇帝,要一手拿柿子饼、一手拿馒头,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一个关于朱元璋的典故则是年轻时吃过的一碗白菜汤,若干年后念念不忘,后来再寻访,就变成了珍珠翡翠白玉汤,味道却大不似从前。显然,贫富之间、阶层之间的差异,对于美的标准是不同的。

不止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美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三寸金莲曾是旧时代妇女攀比美丽的标志,而今谁还会以此为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过了那个时代,千年后的唐朝,则以丰肥浓丽为美,胖得好看才是美女。甚至于几十年前,中国的绿军装一度成为最漂亮的衣服,而今天呢?

与阶级性和时代性相比,审美的民族性在今天更值得重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情趣,这与其自身的发展历史相关,本无所谓高低贵贱。但这绝不意味着强势民族的文化可以成为准则,也不意味着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一定是唯一的、正确的、高尚的。

比如,中西绘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画强调意味而不太重形式,注重整体美感而不强调细节,注重山水而人物多变成背景。但西方油画的传统是讲究精细透明、注重人物、注重光影配合。中国画里的人物往往宽衣大袍,而西方油画往往是裸体画。如果要以油画为美的标准,则中国画几乎完全没有地位。

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戏曲中。意大利的歌剧,普通中国人听不出多少门道,但经典的曲谱却有很多人哼唱,而这种曲谱是中国拿来主义的结果,没有中国音乐家的推广,普通中国人哪个能知道《今夜无人入眠》?但是反过来,中国的京剧经过持续不懈的推广,国际上有一点知名度,但世界上有多少人听说过甬剧(宁波的一种地方戏)?又有多少人知道山东梆子?如果要以西方的戏曲为经典,中国的地方戏曲是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即使在山东,也有很多人不解,他们质疑说,傅海棠捐款几百万元,居然是投入在山东梆子上面,让一些剧院的演员在公园里唱大戏、让人免费欣赏,有必要花这个钱吗?其实应该反问,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山东梆子是中国地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在山东等地拥有一批铁杆粉丝,劳动者喜欢,听听戏曲放松身心,第二天精神抖擞去劳动,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一定要让山东人都去听什么歌剧话剧音乐剧呢?

话题就转回到叶檀质疑的济南火车站。老的火车站是不是就美若天仙不能动呢?它再漂亮,也是一百多年前德国人规划设计的,即使不考虑其殖民文化特征,它的最大问题也是容量不足:候车亭高峰时期可以容纳4000多人,但1990年的时候,济南火车站的日流量超过1万人次,而今,济南铁路日常客流量超过4万人次,超过其设计容量的10倍。显然,如果一直保留老火车站,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用1992年拆除老火车站时的工作人员的话说,“客流高峰的时候,站前广场就成了候车场,拥挤的人群排着几百米的长队,转着圈儿慢慢进站”。在这种情况下,拆除老火车站重建新火车站就是当然之选。

只不过,很多人跟叶檀一样,并不反对重建新站,但反对拆除老火车站,因为老火车站“很美”,有纪念价值。类似论调其实并不鲜见,1950年后,围绕着北京城要不要拆除旧城墙就曾发生过争议,著名学者梁思成就反对拆除,认为应该保留旧城、在西部重建新城。但最终,北京城墙拆掉,城门和牌楼一并作古。几十年后,很多人倍感痛惜,认为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这种论调,与济南老火车站的拆除其实如出一辙。

很多人并没有想到,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可居住面积不宽裕的国家。就以北京城为例,1949年的时候只有420万人口,但如今常住人口就已经超过2100万人。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初真的保留老城,那老城里要不要建高层建筑?如果保留原有文化风貌,北京城西是不是容得下现在这么多人口?如果北京城墙要保留,那全国当时的重要城市如天津、济南等等,要不要全都保留?假设都保留下来,以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

看一下如今的中国现状,人口比1949年的时候增加了近8亿人,且主要人口全都集中在大城市极其周边。现在回想,是不是应该庆幸当初各地拆除了大多数的城墙?

除了人口多,中国还有一个特点是历史悠久。美国建国才200多年,所有超过百年的建筑都可以称作文物。但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就超过2500年,其间涌现出无数名人、留下无数历史建筑,如果用美国的标准去界定文物和保护古建筑,则中国大地还有多少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中国在发展中,城市在扩大、人口在增多,我们绝对不可能保留所有老旧建筑,有纪念意义的,最多留一点儿影子做个摆设就是了。比如上海的浦东,在陆家嘴公园就只保留了一栋老建筑当纪念馆,其它所有老旧建筑几乎全部拆掉重建高楼。这是中国发展历程上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仅仅因为拆掉了老火车站、修了新火车站,叶檀女士就可以说这是多么白痴、多么土鳖的审美观。在如她一样的文艺青年看来,保留一栋德国人留在中国城市里的建筑物,才不白痴、不土鳖,至于城市究竟怎么样发展,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如此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四、谁的自由

回到张维迎先生讲的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世界的贡献率为零的事情。

首先,他自己说是依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按照这位学者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公元1500年之前,在那之后的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世界上的骗局很多,其中最能欺骗人的,莫过于用一些数字来构造一个说法。张维迎用上述数字构造的中国人贡献率为零的说法,问题出在哪里呢?

第一,这位学者是以什么标准统计的呢?什么是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这个标准是谁确定的、谁认可的呢?实际上,这只是他主编的一本书,书的撰稿人有几十人。这是一本娱乐性质的科普著作而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断。比如,书里把钢铁结构的摩天大楼列为一项重大发明,那么,中国土木结构的楼房为什么没有纳入?

第二,为什么是1001项而不是1万项、10万项乃至100万项呢?或者,如果只选前100项,中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贡献率也许根本就是0吧?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1001项的系列图书,包括1001的唱片、电影、自然奇观、食物、旅行、绘画等等都包含在内。

张维迎作为一位著名经济学者,仅仅依据一本文艺化色彩浓厚的英国人编著的科普娱乐读物,就敢于下断语,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结论就是:中国人是寄生虫,没有西方人的发明,我们早就死绝了。

可是,经济成就的取得,难道不是劳动者辛辛苦苦工作创造的结果吗?没有人,任何发明专利都是废纸。没有人的劳动,天底下将是一片荒芜,哪里会有高楼大厦城市乡村?把中国经济成就的功劳归结于外国人的发明,这不是要涨到全体劳动者的对立面去吗?如果张维迎的理论成立,岂不是要改写他的西方经济学恩师的经济发展模式理论?要知道,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也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包括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怎么能以技术创新为唯一出发点呢?

即使严格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去判断,中国人对于世界发明的贡献度就是零吗?那些曾经发明创造了很多新鲜事物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有没有喝过中国的茶叶?有没有用过中国的瓷器?有没有穿过中国的丝绸和服装以至于鞋子?这些人只要享受过中国人提供的便利,那最起码也说明中国对于发明家是有贡献的啊!

用张维迎的思路去衡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些发明家对于养活世界人民的贡献度是零?因为他们没有生产出一颗粮食,不是吗?

用亚当斯密的观点,自从进入现代化,社会分工就越来越突出,有的人种粮食、有的人搞生产、有的人搞发明。人类本是命运共同体,只要在勤奋工作,就都在为人类进步做贡献。欧美人过早摆脱了贫困,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和精力做研究,发明创造多一点也是正常的。你可以赞美他们,但是请不要反过来指责中国人的贡献度等于零!因为分工本就是经济学家最推崇的事情,怎么会换了一种场景,观点就彻底变化了呢?

在经济领域,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张维迎作为经济学者,不是去追寻中国成功的经验和规律,并将这种经验推广到世界上,反而时时处处抨击中国行之有效的政策,诸如国有企业、产业政策、政策主导的创新等等。而且他还总能从奇怪的角度发掘出新鲜的事务:在世界5053个出口产品所属的行业中,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但是,他说,“在这些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发明的”。然后,他归结问题的本源:“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人应该争取自由。

而他所谓的“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可是,春秋战国恰恰是民不聊生的时代、宋代的民众处于北方金国的强大攻势下最后落得国破家亡山河在!这是他所追求的时代还是中国人向往的时代呢?

值得警惕的是,张维迎厚此薄彼的观点,让人怀疑充满着种族歧视的意味。一会儿说中国人的贡献度为零,一会儿说中国的成就完全是靠西方人的发明,一会儿说目前严重不自由以至于束缚了企业家精神(按照他的观点去推论,马云、任正非等人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如果这是西方人的言论,我们或许还能冷眼旁观,问题是这种说法竟然是中国高等学府里的教授,而且是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的公开发言。即便如此,他竟然还说中国不自由,他要的究竟是什么自由呢?


五、谁的国?

为什么像叶檀和张维迎那样的著名学者会得出常人都会觉得很荒谬的结论?根子也许是百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迷失自我的结果。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寻求救国良策,最后却有很多人彻底倒向了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明看成是拯救世界的唯一良方。在他们眼里,中国文化不只是腐朽的,简直就是罪恶。

但是,张维迎这样的学者倒向西方怀抱的时候,西方人却一直在充满警惕地盯着中国人。边芹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中,披露了西方文化界对于中国的基本态度:所有媒体原则只报道中国丑恶的一面,比如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官员腐败、民不聊生等等。中国的发展进步积极的一面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主流媒体上。西方有很多文化的奖项,但颁给中国人的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展现中国落后的一面而绝不会有反例。比如,众所周知的莫言获奖,看看莫言的所有作品,就知道结果。中国所有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几乎千片一律描写阴暗面。甚至于获得雨果奖的《三体》,也设计了两个中国女人,而她们恰恰是毁灭世界的总源头。

反过来,当西方传媒在涉及其本土时,却总是会留下光明和希望,而且总会让人感觉到他们自己的伟大。就拿电影来说,美国人拍的几乎所有灾难片在天翻地覆的背景下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美国人大公无私英雄无畏拯救世界甚至地球,而且细节中总会宣扬自己的家庭文化、国家意识。比如电影《后天》、《2012》。又如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影片中主人公犹如神一般的存在。这些影片都是美国人的精神财富,隐形的爱国主义到处可见。可是,如果类似影片出现在中国,会有多少人站出来指责和批评呢?哪些批评者却屡屡能得到一些人支持,他们还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独立知识分子。

在边芹看来,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政治观念的。但是,西方媒体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却硬是让一些中国人相信有所谓独立知识分子,还会去为一些人无底线攻击自己的祖国而喝彩。说什么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奴才、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中国人没有血性只看金钱,甚至妄言中国应该被西方人殖民三百年才有希望。

在一个“科学家是有自己祖国”的时代,有那么一批中国人却自吹着独立知识分子时时攻击自己的祖国。这该多么让人可怜。更可悲的是,中国一些所谓的学者面对人家的语言霸权和文化霸权,流露的只有跪地崇拜亲吻鞋跟的冲动,却鲜少有足够的反思。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谁的国!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一些中国学者和百姓,身在福中不知福。面对中国最近几十年强势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思想上没有准备,精神上不认可,一味认可西方的好,看不到自己的成就,最终成为带着有色眼镜的。张维迎如此,叶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者,直斥济南人白痴和土鳖(拆除旧火车站,是经过国家部委文件认可的,人大和政协是曾经有过问、部分济南市民曾反对过,最终还是依法拆除的),可曾想过如此语言让自己不再美丽而是变得丑陋?

当中国在崛起的时候,不要再跪在地上舔人脚后跟了!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不应以发明专利的多寡论定,它依据的标准应该是:为世界创造了多少有形的物质财富、养活了地球上多少人,为世界贡献了多少精神财富、让多少人身心放松以便去创造更多财富。

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人向世界贡献了无数的衬衣、鞋子、袜子、打火机、电脑、手机和其他家电等,是中国人在养活世界上很多人,而不是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来养活着中国人。

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中国是物质财富创造的大国,而物质财富生产的过程就创造着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精神财富创造的大国。固然,我们在很多科学基础理论方面仍缺乏突破,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文明启蒙有先后,中国人不能以自己曾领先世界上千年而鄙视欧美人曾经的野蛮愚昧的中世纪,欧美人也没有理由为自己今日的基础理论领先而瞧不起中国人。若论对人类创新的贡献,300年前,美国人的贡献度是名副其实的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中国人有理由感到自豪,为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伟大的国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缘由,我们才开始深入探索中国成功的奥秘,开始研究中国崛起的密码,力图还原中国的复兴之路,为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使得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来写一部著作,这部著作能让国人和世界都受益,这便是《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的由来。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傅海棠的财富经济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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